第二百零一章 战友的命运

他摆摆手，说到：“我一直在走下坡路，不过听领导们在车上议论多些，所以就说得多些。”

“你怎么在走下坡路呢？跟领导开车一直都是金饭碗的么？”

“小兄弟，你不太了解今天的行情。从市场上来说，只有稀缺性决定价格，对不对？”

他这样一说，我就明白，他的理论水平确实有点，毕竟跟高手天天在一起，自己也成了半个高手了。

我点点头，他继续说到：“过去我们在部队，要学个驾驶技术，名额有限，技术好的司机更是少，所以，我们吃香。你要知道，过去车也少，司机也少，所以我们是金饭碗。但是现在，学个驾驶只需要两三千块钱、两三个月就成了，司机多了，我们就贬值了。车也多了，很多领导家里都有私家车了，家里的事也不太需要我们掺和了，对我们的依赖也小了。我们的作为小了，所以我们的地位也就降低了。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嘛，领导对你的需求程度降低，意味着领导对你的重视程度降低，所以，我们是越来越不重要了。”

我学过经济学，知道拉税收边界这回事，就问到：“税费收多了，店子生意差了，岂不要把店子收垮，那财政不是受影响了？”

向班长说到：“你说得是有道理。但有关系的人，你不仅不能乱收，还要减免。要完成税收任务，只有逮住那些没有关系的狠收了。所以，在我们县乡两级，哪怕做一点事情，都得有关系，不然是混不下去的。这就是人情社会，也是生存法则。老赵以为到镇政府就给老家父母撑腰了，也是这个逻辑。”

人情社会，全靠关系。这是中国农业社会的特征，今天中国从事农业的农民越来越少，农业社会的特征应该减轻了啊。我在温州在北京就很少有这样的感受，他所说的仿佛是我原来读书出来之前的农村，中国近几年发展这么快，想不到这种事事靠关系的风气反而更加深入了。

凭关系可以，起码做事要像点样子，这才是进步。

我想到一个大问题：“按你的说法，现在的农村是比过去好了还是不好了？”

我说到：“管他呢，你反正是正式职工，他们也不能拿你怎么样。”

“那倒是。但我先前说过，一个县，如果有个好岗位或稍好一点的职业，只要可替代性强，就会有许多关系进来。我们车队，进来了十几个临时工，都是开车的，都是领导的关系，有的领导更直接，用自己的亲戚给自己开车，政府给他发工资。像我们这些正式工，领导还不愿意用，为什么？忠诚度不高，还不太好管理。跟你说，过去我们出车的频率是今天的两倍以上，领导依赖我们，所以我们报些修车的发票、加油的发票，都算是我们的福利，算是领导的照顾。今天，这个待遇没有了，我们的油水也没有了，只拿干工资，穷。小庄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在部队给领导开车时的地位，你也看到的。从那以后，我的社会地位天天下降，我到今天才明白，自己是个服侍人的人，比打工仔的待遇好不了多少，收入还比较低。我们车队司机家庭的离婚率，都超过了５０％，相对社会地位下降，后果惨重！”

“这跟离婚率有什么关系？”我有点不太转得过来。

“我们虽然比你大不了多少，但前些年农村人的婚姻，大多也是搭伙过日子，谈不上爱情，你班长跟你嫂子，原来也不是这样吗？”

他这样说，我也明白意思，就是各有需求，凑合一块得了。只要能够满足对方的需求，这婚姻就稳定，如果不能满足需求，婚姻就有可能出问题。这是王班长当年的家庭匹配论已经描述过的现象，当然，这几个是班长老乡，对班长家庭的评价是有道理的。

向班长说到：“当然是好了，至少农民可以用脚投票，不在你这里干了，农业税也不收了，对不对？千百年来地方官府压榨农民的机会没有了，是不是进步？我们县的经济就是个打工经济。为什么？大部分劳动力都外出打工，老人孩子留在农村或乡镇，得寄钱回来吧？年轻人寄钱回来老人孩子消费，就有市场了。况且，有的年轻人落户大城市有困难，在外面挣了点小钱，要回乡买房买门面做生意，这也是为他自己养老作打算，这也推高了县城和乡镇的房价，也支撑了政府的税收。但是，我总有个忧虑，也许过不了好多年，当这些年轻人老了，他们的后代在大城市扎根了，我们县城乡镇的市场衰落了，我们税收收不起来了，哪个来支撑财政？光靠扶贫救助款，能吃饱？”

我直观反应是：“那就削减财政供养人员吧，比如老赵那个广播站，恢复原来七八个人的编制不就行了？”

赵班长笑到：“请神容易送神难，都是领导的亲戚，哪个走？肥的拖瘦、瘦的拖死呗。”

向班长说到：“你们注意到没有，原来在八十年代，乡镇企业红火的时候，乡镇那欣欣向荣的局面。但终究竞争不过大城市，现在乡镇有什么企业？绿色产业是麻将馆，重工业是烤羊肉串。县乡两级最大的产业，就是吃财政饭，当这碗饭吃不好的时候，也是县乡两级衰退的时候了。”

我佩服他对政策的了解，也佩服向班长对趋势的把握能力。我赞到：“向班长，你在政府开车，果然见多识广。”